我叫陆德兴，今年71岁。我是土生土长的浦东人。从1947年出生，到1996年，我一直生活在陆家嘴，住在黄浦江旁边。那时候，陆家嘴一片都是居住区，是老百姓自家造的私房，没有高楼。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现在大家都知道，而我作为“老浦东”体会是很深刻的。

在1990年代开发开放之前，浦东的交通、生活设施都很不方便。那时候我们家里没有卫生设施、没有煤气，用的是煤球炉，电话也是公用的。因为江边到处都是“滚地龙”的简屋棚户，环境也不行。马路很小，路边还有臭水沟。

但是这块土地的命运终究还是发生了变化，连同我们这些依附它生活的人一起。

1990年，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1994年金茂大厦开始建设时，我家在它的马路对面。我们是亲眼看着它一点点建造起来的。小陆家嘴当时还是居民区，1996年6月开始动迁。3000多户人家，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迁完了。我们老百姓是很愿意动迁的，从动迁的速度上就能看出来。

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成家、有小孩了。原先一家人蜗居在十几平方米的私房里，人多不方便，生活条件也差。政府安排动迁之后，三口之家都有两房一厅，我和家人搬到了昌里东路。

再到后来，周边又建造了许多房子作为居民区，浦西有一部分居民也动迁过来，这里的人气越来越旺。那时从浦西看浦东，是一派热闹的建设景象。

我们浦东人都很自豪，因为亲眼目睹了浦东的开放。我想十九大以后，中国进入新时代，我也希望自己生活了70多年的这片土地，将来会越来越好。

我是魏根生，1975年到上海建工机械公司做吊车司机，直到前两年才退休。从开造厂房的小吊车开始，再到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中心，40年的时间，我见证了上海高度的不断刷新。

1988年浦西南码头的老房子拆迁，我搬到了浦东。没过几年，浦东大开发开始了，大桥隧道也建起来了。上世纪90年代，张杨路那一带，就是我们建的。1996年，我临时调去金茂大厦工地，那是我第一次在高空开吊车，现在的大多数楼都还没有，望得到大片的稻田。但到了2006年，我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候，周围已经有很多高楼了。

早前的吊车，还要猛踩脚刹车，现在都自动化了。我后来开的吊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建迪拜塔用的也是这个，单车就能吊起一百吨的重物。这份工作当然也很辛苦，因为四面玻璃，连顶上也没遮挡，冬天坐久了很冷，再小的洞都要堵住，上厕所也要提前解决好。手机没信号，寂寞得只能听到机器还有对讲机的声音。

我开吊车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上海中心，项目两年多就建起来了。那时候，陆家嘴已经是现在的模样了，我们完全是在夹缝中造房子。

我也是个摄影爱好者，媒体称我是“最高”的摄影师。站在200米以上，云很低的时候，像雾一样飘，人就像踏在天上。工作之余，我用相机拍下了上海的高空之美，捕捉过塔吊倒映在云上的影子。

我是从建国际金融中心开始，有意识地拍这些照片。我发现通过借位，我可以拍摄出吊钩“放”到东方明珠塔上的照片，放到任何位置都行，像是把它们吊起来了，很有趣。2013年，我拿了上海双年展摄影银奖。

过去的四十年，我很骄傲，一次次刷新上海的地标高度，也觉得自己为生活的这座城市，贡献了一份力量。

如果让我来形容陆家嘴，我能想到的四个关键词是：开放、创新、治理、人文。

1990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俗称陆家嘴金融城，它的发展我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90到2000年，以形态建设为主，逐步开发功能建设。

上世纪90年代，陆家嘴大量建设基础设施，如今俗称的“小陆家嘴”区域也已成型。在那里，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吸引大量金融机构，产生了很多国家级的第一。

“开放”也成了那时陆家嘴的形容词。比如，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上海公司成立；第一八佰伴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开业，这是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商业零售企业。

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到2009年。进入21世纪，陆家嘴金融城的发展靠的更多是自己的机制体制创新。

创新，更多体现在功能完善和提升。比如，金融市场体系日臻完善和丰富。2001年，第一家合资建造的展览中心——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业；2006年，第一家信托登记机构挂牌；2007年，第一个金融审判庭成立。2008年，全国第一高楼环球金融中心投用。

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后，也是陆家嘴金融城发展最快阶段。

2009年，国务院要求加快推进上海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建设，陆家嘴金融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2015年，陆家嘴金融城纳入自贸区范围，成立全国第一家外商独资培训机构，第一家再保险经纪公司等。

陆家嘴的关键词，上世纪90年代对应的可能是“开放”，进入新世纪后体现在“创新”，2009年以来，更多的是“开放、创新、治理、人文”这几个关键词综合驱动，使陆家嘴仍在实现更多“不可能”。

可以说，陆家嘴踏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脉搏。如果没有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就没有陆家嘴的今天。

我与上海浦东张江的缘分，始于2014年。那一年的1月1日，我正式加入了位于张江的勃林格殷格翰公司。

张江生物医药基地位于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核心园张江高科技园区，始建于1994年，基地重点集聚和发展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产业领域创新企业，被誉为 “张江药谷”。

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上海政府部门的主动服务意识很强，同时该有的监管也一点都不少。比如说上海市食药监局，几位局长和处长主动来企业调研，到企业访问的次数，比我去找他们的次数要多，一年10次以上。

我加入勃林格殷格翰后，负责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要建设一个全新的生物医药生产制造服务平台，为生物医药的创新型研发企业，提供委托生产的服务。但是，在张江建设这样的服务平台，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白，比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缺失。

了解到张江生物医药行业面临的这一难题后，上海市食药监局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试点申请，上报给上海市政府。经国家批准后，上海作为首批试点城市之一，自2016年11月1日起在张江开始试点这项制度，而这也是2016年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之一。

在整个过程中，政府部门积极主动的服务意识让我感到惊叹。上海市食药监局主动去落实各种细节，来找我们企业了解现状和困难，寻求解决办法。他们为了推进对所有企业都有好处的商业模式的推进，从监管角色变成了服务角色，同时又不失去监管。浦东、海关、张江管委会，出入境等部门，也都是联动效应，他们放大了服务这个角色。

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上海正在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也是上海近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对张江地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整个浦东、整个上海也必将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出生在浦东。上世纪90年代，机场选址在长江口，当时还是比较荒僻的海滩。1997年，浦东机场建设全面开工。1999年9月16日，浦东机场竣工通航。

2002年，我从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空中乘务专业毕业，来到浦东机场工作。

2008年，我到了现场问讯“翔音组”工作，主要承担为旅客提供航班信息查询、方位指引、乘机疑难问题的解答，以及为有特殊需求的旅客提供“爱心通道”等服务。

那时正逢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国际大型活动密集举办，当时我每天服务旅客数量在1000人次，除了为旅客提供解答，还要让旅客享受到超值的服务，甚至是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促使我对服务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刚工作的头几年，走在机场里，见到的大部分是商务人士，近些年举家出游的旅客日益增多，大家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

作为一线服务工作人员，浦东机场的点滴变化都在我心里。从最初的一条跑道、一座航站楼，到如今，拥有4条跑道、2座航站楼、1座在建全球最大单体卫星厅。这座卫星厅建成后，浦东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8000万人次的运行需求，预计2019年能建成投用。

作为展示上海乃至中国形象的“窗口”，浦东机场一直致力于服务品质的提升，除了免费充电柱、“爱心通道”等一系列便民新举措，也以科技创新为牵引打造“智慧机场”。

目前，已有107 家航空公司在浦东机场执行飞行计划，航线通达129个国际（地区）城市和114个国内城市。去年国产大飞机C919在浦东机场首飞，代表了我们国家民用航空在硬件建设方面已达到一个新高度。

我感到很幸运，见证了中国民航事业的飞速发展，亲历了这个时代的日新月异。

我是2008年到浦东工作，某种程度上而言，我是两区合并的一个经历者、参与者。

两区合并是特殊阶段的战略决策。合并之前，浦东新区面积当时是580多平方公里，原南汇是800多平方公里，两区合并之后大浦东是1210平方公里。

上海正在建设“五个中心”，有布局在浦东的，有在南汇的，两区合并形成了有效的整合提升。金融中心的作用辐射到南部区域，某种程度上对航运中心是很大的支撑，航运和金融只有融合，才能真正与国外航运中心相媲美，如伦敦、鹿特丹、新加坡。

南北区域整合后，也带动了一批重大项目，比如“大飞机”项目，它是典型的现代高端制造业，一部分在浦东川沙，一部分在原南汇的祝桥地区，研发中心在浦东张江，两区合并，共同推进整个航空集聚区的功能和产业链、价值链。

当时，迪士尼一部分在浦东川沙，一部分在原南汇的六灶，还有一部分在浦东张江等，项目分散在原先的两区，两区合并之后，有力地支撑了这样一个重大项目，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民生保障方面，两区合并后城乡二元结构有了很好的改善，道路交通方面，南北交通8条主干道打通，对南部区域的区位优势产生了很大影响。

2012年我在新场镇，对新场镇而言，两区合并从大的发展引擎上，增加了两个：一个是我们成为了迪士尼的后花园，另一个就是新场工业区被纳入张江园区版图，形成产业更有效的集聚。

2016年，我到临港南汇新城镇，两区的合并让临港北面有世界级空港，南面有世界级海港，而且有轨道交通16号线，城际高铁即将开工，结合上海自贸区升级，如果能抓住新机遇，临港将会有更好的未来。

1998年，我开始参与世博会申办工作，前期做了可行性调研，正式申博是在2000年。2010年世博会举办时，我参与了AB片区的运营。

世博会方案的确定和演化，给浦东带来了机会。目前的黄浦江两岸开发，得益于世博会举办打下的基础。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会的举办让世博会的主题充分演绎，除了企业动迁、环境改善，原先的居民动迁，他们的起居条件也获得飞跃改善。

世博会的举办，使上海的地铁线路拉长，7号线、8号线、13号线都是围绕世博会举办开通的。如果没有世博会，这些基础设施有可能要耗费更漫长的时间去实现。

整个上海，特别是浦东形象通过世博会的举办，获得了很高的提升，由此带来投资环境改善。世博会举办也推动了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设。世博期间诸多市民参与志愿者工作，提供配套服务。

世博会大约有近200个国家和50个经济组织来参展，我们在这些国家、国际组织面前展现出了上海浦东改革开放、城市发展的崭新面貌。因为世博会的举办，各个国家认识了浦东，认识了上海，由此，带来投资环境改善，大家来此开展中国业务。

2012年初，我来到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参与迪士尼开工前的运营筹备工作。迪士尼项目为浦东乃至上海带来的效应与世博会项目有异曲同工之处。迪士尼是迄今为止中国引进的最大的旅游休闲项目，当年规划了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一核五片”，迪士尼项目的溢出效应使大家对浦东的投资环境有了信心。

浦东是改革开放排头兵，大家眼光关注点在创新上，缺少具有人文历史底蕴的发掘，迪士尼项目进来后，我觉得浦东可以以此为契机，挖掘文化元素，提高发展质量，推动上海文化走向世界。

自贸试验区与已经成熟的自贸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试验”二字，就是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营造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制度。

可以说，上海自贸试验区每前进一步，都充满“试验”的味道。

自贸试验区改革中，原国家质检总局很多审批事权下放，自贸试验区审批项目得以优化和简化。但是怎么放？

经过探索，我们发现，负面清单的模式非常可行，可以说，现在政府部门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就是在自贸试验区探索出来的。

而在审批下放上，自贸试验区有一个经典的案例。2014年春拍仅一周前，佳士得拍卖行希望引进一幅英国艺术家创作的、由来自世界各地数百只蝴蝶标本制成的著名画作《魔鬼》。按要求，需要国外官方检疫证书，也需要濒危物种证明，但出境国对艺术品无检疫要求，没有相关证明。最后，原国家质检总局出台了对低风险入境深加工动植物产品“免于审核国外动植物检疫证书”的新政，《魔鬼》成为首个受益者。而原国家质检总局授予审批权限的自贸试验区红利，使上海检验检疫局迅速办理进境许可证。画作终于如期到上海，后来以350万元成功拍出。

风险评估中，我们了解到，这是孤品，而且进入中国之前，在欧洲也流转过，属于低风险。所以我们改变监管方式，简单评估，让它进来。

自贸试验区制度的创新，也让艺术品交易中心迎来爆发式发展。甚至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而在出入境检验检疫的监管中，也单独形成艺术品一类去监管。

上海发展到现在，要的是新的服务业形成的后贸易，折射在我们的工作上，就需要针对不同风险产品，进行差异化管理。

1998年，我考进公务员系统，2000年，到营业登记注册条线一直干到现在。那会儿注册科也忙，主要是信息化手段不像现在这么便利。

2014年1月1日，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正式挂牌，浦东新区工商局、质监局、食药监局在上海首家试点合并，正式挂牌。我们做的第一项改革，就是注册窗口一口受理。

之后，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企业数一下子猛增。2014年2月底，浦东只有11万余家市场主体，到2016年，仅内资企业数就已经翻番了。

我们常开玩笑说，所有跟企业“生”“死”有关的事，都在我们这。市场对我们的要求，是快，越来越快。

2018年1月，浦东新区推出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二十条”，推出企业登记办理新模式，在前期对27个登记许可事项实现当场办结、当日办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受益面。

3月31日，上海上线“一窗通”平台。企业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股东信息等可以一次性填完上传，企业3天可以拿到营业执照。人力、物力保障到位后，在自贸区最快2天就能拿到。

上海达美乐比萨有限公司是一家在上海拥有72家分公司的外资企业。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该公司拟变更分公司负责人，涉及的分公司达60多家，希望能尽快办理。我们采取专人负责制，帮企业节省了15天的等候时间和往返次数。

最近，浦东又推出持永久居留证外籍高层次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与中国籍公民持中国居民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创办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政策。

“一窗通”的前景，我个人认为是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现在是“最多跑一次”，今后有可能一次都不用跑了，这是我特别期待的事情。

如果要了解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不妨以三个关键词来解读。

第一个关键词是“一张王牌”。浦东开发是1990年启动的。最初，浦东开发仅是一个地方振兴计划，但上海市领导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后，邓小平将浦东开发开放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他认为，要通过浦东开发开放，告诉西方世界，中国不会关上国门，反而会将国门拉得更开。

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上海宣布浦东开发开放。浦东的命运也因此彻底改变了。

第二个关键词是“三个区”，即第一个国家级新区、第一个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浦东开发启动后，中央明确把浦东开发开放作为19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提出浦东开发开放带动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后，就区域而言，浦东在逐渐失去优惠政策效应的同时，面临如何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的问题。浦东一向愿意先行先试，所以在2005年成为第一个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之后一直到2013年，中央一共批准全国12个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以开放倒逼改革，2013年，浦东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且这一“试验”绝非孤立的试验，是要推广示范到全国的。

第三个关键词是“一根红线”——改革开放的大试验。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一直坚持的一种做法，从1980年的深圳经济特区一直到2013年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中国政府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态度，一步一步地在各种特定的区域内进行政策和制度试验。

因为这场改革开放的大试验，浦东在20多年中经历了欧洲发达地区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想想当年上海人说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那句话，是不是有点好笑？